中国今年对外投资流向哪里?权威解读来了

[25]周汉华：《行政许可法：观念创新与实践挑战》，载《法学研究》2005年第2期。

如果国有土地拥有出让、出租、抵押、担保、继承的权利，那么集体土地无须经过征收也应当拥有相同的权利。虽然这一规定在中国引发了广泛争议，甚至被一些学者指责为实质违宪，然而这一条规定最终还是被保留在法律中，并被立法者加以论证。

贺先生和他的另外一个学生曾批评说，不能把《宪法》第10条规定的土地属于国家或集体所有理解为民法上的所有权。如果对各种市场主体不给予平等保护，解决纠纷的办法、承担的法律责任不一样，就不可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可能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6]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法律草案的过程中，有人大常委反对草案中关于集体所有的土地，经依法征用转为国家土地后，该幅国有土地的使用权方可出让的规定（草案第9条）。切实保护耕地，严格控制农业用地转为非农业用地。1993年，中共中央通过了著名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1999年5月6日，在《关于加强土地转让管理严禁炒卖土地的通知》中，国务院办公厅进一步要求： 农民的住宅不得向城市居民出售，也不得批准城市居民占用农民集体土地建住宅，有关部门不得为违法建造和购买的住宅发放土地使用证和房产证。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村庄、集镇、建制镇中的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依法流转，但却同时强调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禁止城镇居民在农村购置宅基地。根据对行政审批概念的分析，行政审批改革权设定的法治化就是要求我们严格依据《行政许可法》进行改革。

[4]从这一草案说明来看，行政审批就是行政许可的通俗说法。行政审批改革本质是政府权力的重新设定和配置。通过制定《行政许可法》来解决权力寻租，遏制腐败，实现依法行政是合理必要的。但获得奖励的毕竟是少数，大部分政府公务人员并不会因此而获得奖励。

行政审批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范围很广。[2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行政审批是由政府组织执行的。（5）社会诚信制度尚未建立。追求利益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动因[15]。企业信息的披露，可以减少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隔离，引导消费者采取理性行为而避免利益损失，并规范经营者的经营行为。

行政审批这一概念的外延与内涵，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无论是在行政实践中，还是在学理上，都没有达成统一认识。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中，包含审批一词的有117部，但只有在《行政许可法》中对行政审批进行了解释。因此，行政审批法治化，是指行政审批过程中所涉及的一切活动都必须遵守法律的规定，其实质就是将法治的精神要义具体运用于行政审批的全过程。（3）培育社会中介组织，促进社会自律。

[19]杨冠琼：《政府治理体系创新》，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第317～318页。[36]费孝通：《乡土重建》，上海：上海观察社1948年版，第44页。

[31]陈恒：《负面清单：正面破题职能转变》，载《光明日报》，2013年10月29日。行政审批法治化意味着放松规制，减少行政审批事项，也意味着行政审批程序的规范。

[34][美]詹姆斯·布坎南：《寻求租金和寻求利润》，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8年第6期。《行政许可法》第13条规定了不能设立行政许可的四种情况，但使用的是可以不一词，从而使对行政许可设定机关的禁止性规定变为授权性规定。由于觉得自己高高在上，因而常常把自己当作官老爷、父母官，将百姓当作子民，希望为民做主，从而事事拿主意，件件要审批。（一）依法推行行政审批负面清单管理 负面清单管理，原本是一种国际通行的外商投资管理制度，是指国家禁止或者限制内外资企业进入的行业清单，清单上的行业不开放，需要经过政府审批才能进入，清单以外领域则充分开放[26]。但《行政许可法》存在诸多不足。[8]人民出版社：《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过程中，一些地方或部门为应付上级的要求将长期不用或已经过时的审批项目加以削减，或者一边削减审批项目一边不断增设新的审批项目的做法，就是这种阻力的具体体现[23]。《行政许可法》的许多规定的过于原则、抽象，使用了诸如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等许多看似明确，但没有清晰界限的法律概念。

为此，行政审批负面清单内容的确定必须遵循合法、便民和可操作的原则。三、行政审批法治化的障碍分析 行政审批法治化是大势所趋，但行政审批的法治化并非一帆风顺，仍存在诸多障碍。

行政审批法治化的目标之一就是取消政府组织在行政审批过程中的特权，甚至要缩减其人员和预算，从而释放市场活力，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地区经济良性发展。为此，在推行行政审批负面清单管理过程中，我们必须注意：（1）明晰制定行政审批负面清单的依据。

这些规定，根本没有赋予许可实施机关以最低限度的裁量权，从而一方面牺牲了许可实施机关的积极作用，违背了现代政府管制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在嵌入在经济竞争中的地方政府官员之间的政治晋升博弈等因素作用下，许可实施机关的实践理性必然会超越法律形式逻辑，不断地修正法律中的不合理约束，使法律虚置，成为无用的摆设。[15][德]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2页言外之意，宪法学的紧迫任务是研究政治宪法结构，而不是超前地畅想未来。作者的核心命题是，中国正处于从非常政治迈向日常政治的过渡时期，此间的核心任务在于锻造日常政治所需的宪法结构，八二宪法正在履行此历史使命。

张翔：学术自由的组织保障——德国的实践与理论，《环球法律评论》2012年第4期。客观而言，政治宪法学的确提出了中国宪法学应该关注的重要论题，但是，该学脉对这些论题的解答尚缺乏应有的理论深度。

赵晓力文章并未探讨全国人大与其常委会的关系，而是专注于全国人大本身的结构缺陷。[24]参见王书成：合宪性推定的正当性，《法学研究》2010年第2期。

在对宪法制度背后的观念结构的研究中，张龑讨论摄政的论文深入到了现代民主政治的最底层。这种隐匿的对话围绕宪法实施问题展开。

借助此种反思，我们希望在方法论和知识体系上为学科摸索出成熟而稳固的框架。[38]参见陈斯彬：论良心自由作为现代宪政的基石——一种康德主义的进路，《清华法学》2012年第4期。谭倩、袁立：基本权利的‘制度性保障及其问题——以公民劳动权为例的论证，《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4期。[14]参见赵晓力：论全国人大代表的构成，《中外法学》2012年第5期。

但是，作者认为，广泛代表性只是治标之策，无法治本。因此，从基本权利入手无法确切理解该条款的内容。

[7]参见高全喜：革命、改革与宪制：‘八二宪法及其演进逻辑——一种政治宪法学的解读，《中外法学》2012年第5期。何为宪法学的成熟框架，学界无公认标准，自然也无一致认识。

王天华对国家法人说之来龙去脉的介绍是另一篇极具知识增量的佳作。虽然可以适用的条款足以构成逻辑融贯的体系，但整个宪法文本却陷入内在紧张当中。